证监会严把注册制IPO入口关透明度提升、全链条严监管

　　证监会综合业务司主要负责人周小舟总结道，目前注册制相关制度安排运转总体平稳有序。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质效不断增强，科技型企业成为新上市企业的主力，带动了社会资金更多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注册制改革给资本市场结构、生态、透明度等方面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变化。

　　更为透明的制度建设、愈加严格的法治规范、日渐完善的基础制度，被视为全面注册制以来资本市场建设的三大特点。其中，作为资本市场“牛鼻子”的IPO，更是各方关注焦点。

　　谈及下一步注册制建设重点时，周小舟表示，证监会将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个总目标，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坚持注册制改革三原则，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坚持注册制的基本架构和基本制度安排，依法全面加强从严监管，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

　　“实行注册制，绝不是放任不管、一放了之，而是从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各环节加强监管执法，管得更严，管得更准。”周小舟一语道出注册制下证监会的严监管之态。

　　一方面，注册制绝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而是审核把关更加严格，不是谁想发就发、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坚持“申报即担责”，严惩“带病闯关”“一查就撤”。

　　另一方面，实行注册制必须严刑峻法，重典治乱。坚持“零容忍”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推进构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追责立体化惩戒约束体系，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建立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并逐步常态化，完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先行赔付、欺诈发行责令回购等制度并推动相关案例落地，形成示范效应。

　　作为资本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无疑是监管的重中之重。周小舟介绍道，注册制改革以来，证监会查办各类案件近1900件，向公安移送涉嫌证券期货犯罪案件近600件，坚决查处康美、康得新、紫晶存储、泽达易盛等一批大要案，向市场传递了“零容忍”净化市场生态的强烈信号，监管震慑力明显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受访人士此前透露，部分上市公司对于监管“小罚”并不在意，此种情况下，加强对投行等中介机构的处罚力度，倒逼其敦促上市公司守法守规，则变得格外重要。

　　因此，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也成为严监管的重要方向。根据周小舟介绍，注册制改革以来，证监会已对从事投行业务的69家证券公司、381名责任人采取了监管措施，特别是对问题严重的5家证券公司暂停保荐业务，对55名从业人员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行业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

　　上市部发行司司长严伯进提到，实践中，证监会和交易所坚持从严审核，综合运用审核问询、现场检查、专项核查等手段防范财务造假，强化内控和公司治理要求，关注持续经营能力，精准执行产业政策，整治信息披露中的过度包装、“伪创新”等问题，强化发行定价等行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周小舟提到，注册制改革以来，证监会及交易所始终坚持“开门办审核”“开门办监管”，将核准制下发行条件中可由投资者判断的事项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全面清理“口袋政策”与隐形门槛，审核注册的标准、程序、结果等全部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

　　同时，着力加强监管执法全链条透明度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构建简明科学的规则体系，发行、上市、机构等条线监管规则及稽查处罚结果均向社会公开。

　　针对改革后公权力变化特点，证监会坚持刀刃向内，推进自我革命，加快监管转型，构建覆盖发行上市全流程立体化监督制衡机制，改革完善上市委、并购重组委委员人员组成和运行机制，严肃整治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和“逃逸式辞职”，进一步削减离职人员身份价值，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打造廉洁的注册制。

　　首先，不对新股发行价格设行政性限制，健全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机制，引入差异化跟投制度，加强对报价行为的监管。其次，交易制度方面，以市场化便利化为导向，着力提高交易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再者，优化涨跌幅制度，完善盘中临时停牌制度，引入“价格笼子”机制，抑制非理性炒作。与此同时，优化融资融券及转融通机制，促进市场多空力量平衡。此外，退市制度方面，注册制畅通入口的同时，必须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证监会启动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全面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加大退市监管力度。退市改革以来，已有104家公司强制退市，是改革之前10年的近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