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九秩琢玉玉汝于成

　　读懂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走进“九十年春华秋实——南京博物院的珍藏”，一幅“内迁路线图”跃然眼前，直观展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国宝长征；另一幅则是出自着名建筑师徐敬直之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示意图，勾勒出中国人构想中的现代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自1933年的一张图纸起步，筚路蓝缕、与时偕行，已成为一座集保护、研究、教育、服务于一体的大型历史艺术综合性博物馆，其历史折射了时代浪潮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更展现了文物在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中的独特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就诞生于这风雨飘摇中。

　　1933年4月，蔡元培先生倡议在南京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近2万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运抵南京。

　　国家博物馆应当是什么样子的？“90年前曾引发了很大的讨论，而从最终的定位和实际来看，可以说力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理念’的结合。”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说。

　　一方面，规划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拟综合中国近代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成果，以“促进科学及文化之进步”为目标，建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另一方面，梁思成等建筑大师主张，应该“体现中国早期的建筑风格，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最终将其主体建筑确定为外观仿辽式大殿，陈列室内部则为西式风格，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处于颠沛流离之时，文物不仅承担着赓续历史的重任，还肩负着开启民智的使命。史料记载，途经的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地举办了文物展，部分文物甚至远赴重洋。1935年11月28日开幕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累计吸引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络绎而来的观众达42万人次。而1936年6月1日至22日，“伦敦中国艺展会展品南京展览会”共接待参观者近6万人次。

　　然而，民族存亡之际，文化难逃灭顶之灾。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告急。刚刚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不再安全，国宝只能再次踏上迁徙之路。即便如此，人们仍坚持于艰难时局中“不废研求”。1937年至1945年，国立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川康古迹考察、川康民族考察、西北史地考察等工作，搜集了一批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学术性特点的藏品，擎起文化抗战的旗帜。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南京博物院党委书记拾峰说，在纷飞的战火中，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辗转万里保护国宝西迁，不仅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堪称奇迹的文物长征，更为华夏文明保留了火种。

　　走进南博展厅，一件高31.2厘米的兽面纹饰玉琮，内圆外方，通体泛黑，分12节，每节转角处刻有凹形牙状纹饰……这是1973年出土于草鞋山遗址的三件玉琮中的一件，被称为“中华第一玉琮”。由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层连续迭加，草鞋山遗址也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

　　而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常州市天宁区，考古人员仍在寺墩遗址现场忙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南京博物院联合当地文保单位开启了对寺墩遗址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不断出新。

　　考古发掘是南博院藏文物的一个重要来源。1950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更名南京博物院。作为中国最早开展科学考古的学术机构之一，该院先后组建治淮文物工作队、华东文物工作队、江苏文物工作队，深入一线抢救性保护文化遗产。

　　展厅中的一件文物就出自考古队刚成立时期。这是一件人首鱼身俑，出土于南唐二陵中的钦陵，为镇墓俑，工艺精湛。“人面而鱼身，无足”，这是《山海经》中对海神形象的描述，与这件人首鱼身俑一致。这样的陶俑出现在墓葬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丧葬习俗，借由神明守护逝者亡灵。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也是南博“镇院之宝”之一，出土于明初驸马都尉宋琥和夫人安成公主的墓中。梅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胎质坚硬，釉质滋润，是现存唯一一件完整的明洪武官窑釉里红带盖梅瓶，也是明洪武“以红为贵”礼制的印证。

　　“铲”释古老江苏，探源地域文明。几十年来，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围绕区域文化研究，对大型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硕果累累。苏州赵陵山遗址、高邮龙虬庄遗址、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金坛三星村遗址、连云港藤花落遗址、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等考古发掘，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入选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与此同时，东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墓、东汉“广陵王玺”金印、战国琉璃釉盘蛇玲珑球、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花叶纹彩陶钵……随着重见天日的着名文物陆续入藏，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江苏文明脉络。

　　据介绍，以获得的二十余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为代表，江苏考古在实证鱼米之乡、追溯文明之源、探寻古国踪迹、印证大汉雄风、勾勒六朝风华、再现江南盛景上积极作为。截至目前，南博已汇聚了各类藏品43万余件（套），馆藏数量和质量在国内博物馆中位居前列。

　　在南博建院90周年期间，“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尤为引人关注。序厅的天花板上有一条LED灯带，稍加留意就能看到“繁星点点”中的北斗七星，而最亮的那颗星，就叫“玉衡”。

　　入口处，两排长长的队伍缓缓移动，有序进入；展厅内，一拨拨观众将展柜围得水泄不通。截至目前，特展吸引观众超过60万人次。

　　“听说这里汇集了全国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的文物珍品，很多是首展，根本看不过来。”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小余说，她在众多文创产品中挑中了“玉蝉”和“小粉炉”（网友对“芙蓉石蟠螭耳盖炉”的戏称）带回家。

　　策展人左骏介绍，数千年来，中华玉文化经历了“神（巫）玉”到“王玉”再到“民玉”的演变，也在多民族融合、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大潮中，吸收融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和技术，迈向艺术巅峰。

　　例如，在商代，玉是王权礼制的典型代表，展览中有一件长94厘米、宽11厘米的商代大玉戈，出土自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3号墓，是目前已知商代玉戈中最大的一件。在周代，玉器成为礼制和伦理的载体，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虢季夫人墓出土的西周五璜联珠组玉佩，由1件人龙合纹佩、5件形态各异的璜、368颗红色或橘红色玛瑙珠和15颗菱形料珠相间串系而成，与《周礼》等文献记载一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虎纹绞丝环、玉舞人、龙首衔环双身玉带钩等，造型灵动、雕工精细，反映了当时以玉比德的风气兴起，装饰性更加突出，玉器的使用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中华文化离不开玉文化。”王奇志表示，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浸润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其中均有体现。

　　当下的南京博物院，正成为一座全面发展、“超级链接”的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表示，过去10年，南京博物院将陈列部改为展览部、保管部改为典藏部、社会教育部改为社会服务部，同时强调展览展示展演的创新发展、社会服务品质能力的有效提升、典藏征集管理视野的多向拓展等，这一系列改变都源自从重视“文物”到重视“公众”的理念转变。

　　2013至2022年，南京博物院共有5个展览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项目，5个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2023年，南京博物院接待观众已经突破500万人次。

　　“我经常作为一名观众到南京博物院参观，这里无数珍贵的藏品给了我丰富的滋养。”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南京博物院之“博”来自深厚的积淀，这里不同时代的文物构成了历史文明的轨迹，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同时，博物馆也要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连接、与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