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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同陈独秀商谈了中共“不采党魁制”而采用“民主委员制”的建党组织原则。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指出，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后来的实践证明，陈独秀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在陈、张的谈话中，陈独秀提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织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据张国焘称，他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这一段时间内，与陈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谈得很投机。张国焘真诚地支持了陈独秀的见解和设计。
张国焘同李大钊策划了北京建党事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920年8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李无保留的表示赞成。第二天，李大钊给陈独秀复信，情词恳切而确定。北京建党的最早举措，是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主要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北京党组织的工作由此步入正轨。张国焘还同邓中夏等深入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干得颇为出色。到1921年7月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人。张国焘是“一大”前北京建党并负责组织工作的二号人物。
张国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同邓中夏等组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是1920年11月初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由张国焘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郑振铎等40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尚德当选为书记。李大钊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当选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赴俄参观考察。北京青年团是北京建党的重要后备组织。
张国焘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马林沟通，商议了建党前的一些筹备工作。中共的创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和帮助。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见。不久，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继魏金斯基之后来到中国，抵达上海，同期到达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李达、李汉俊同二位国际代表进行了洽谈，但因种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马林的助手、翻译张太雷建议应与马林改善关系，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访看马林。马林同张国焘谈到中共召开“一大”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融洽。从此，张国焘便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张国焘、李达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包惠僧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随即，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代表赴沪参会，还给每位代表汇寄了由马林出资的100元路费。
陈独秀时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公务繁忙，筹款办学，委派包惠僧做他的代表出席“一大”。据包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李大钊时在北京，因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校务纷繁，北京同志为了不惊动李大钊，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一大”。据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人赴沪参加建党会议……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看来，陈独秀、李大钊皆因“公务在身、校务纷繁”而未能出席“一大”。即使张国焘、李达等“函电交驰”敦促也无济于事。这固然情有可原，不可责怪，但他们二位巨星却委实错失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良机。要是他们知道党的一大后来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再忙，恐怕也不会轻率放弃的。
张国焘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这个宣言是1920年11月拟定的，有文献档案，据张国焘回忆是他起草的，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由张太雷译成英文的文件，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尚可，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
张国焘主持召开了党的“一大”，是大会主席。此事有文献档案记载：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称：“主席张同志（系指张国焘，“一大”代表中只有一人姓张——引者注）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记述：“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中包惠僧回忆：“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这一文献和三个当事人的回忆，都确凿印证了张国焘是“一大”会议主席，主持召开了“一大”。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南陈北李”未到会，会议的操办只有由上海、北京大码头的党组织负责人来实施，不可能由省区地方的任何人担纲。但上海的李汉俊与陈独秀有隙，在党纲、党章方面持有不同意见，裂痕颇深，气得连上海中共的书记也不做了，把担子撂给李达。李达做了一段代理书记，后来也不愿从政，到大学执教去了。因上海二李不甚热心，北京代表就慨然担当了。二是北京方面代表刘仁静没有张国焘资深，且要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故张国焘就于5月中旬“一大”前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商议中共“一大”筹备事宜，并同国际代表接谈。因二李都不善交往，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时产生不快，难以沟通合作，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当时只是共青团员，不便干预党内事务，而张国焘在同马林的洽谈中甚为融洽，于是张国焘便成为马林与二李之间“居中调停”的最佳人选，从而为主持“一大”奠定了人脉基础。三是张国焘本身在五四运动中就颇有名气，是北大的知名人士，且与“南陈北李”都有密切交往，又是北京中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处事精明，为人圆通，故被推为“一大”主席是水到渠成的，是偶然中的必然。
张国焘主持“一大”时，“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然后“由各代表现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期间，张国焘同李达、董必武一起具体讨论了党纲修改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代表们讨论，后由张国焘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了几点结论为大会通过，认同为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一大开幕时热情致词，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他们二位没有出席第二、三、四、五次会议，每次会后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
由于法国巡捕的骚扰，会议转向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内召开，最后通过党纲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中央领导机构。
张国焘被选为党中央三人领导成员，担任中央局组织主任（即实际上的首任中组部部长）。根据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记载：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局起草了党章。选举了三个（人）同组成书记处，又选出了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以高呼下面的口号而宣告闭幕：‘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讨论选举时，“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也就是陈独秀为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新版也记载：“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最后，大会由张国焘致闭幕词，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党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张国焘起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1921年8月中旬“一大”结束后在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的，主任张特立（国焘），主要骨干有包惠僧、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许白昊等，并创办了《劳动周刊》，办事机关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张国焘等26人在《宣言》中宣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其使命是“要发达劳动组合”，“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下设分部组织：北方分部（济南分部并入）由罗章龙、王尽美负责，武汉分部由包惠僧、林育南（1922年春）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东分部由谭平山负责。在张国焘和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分部的工运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组织了数次卓绝的工人罢工斗争。
张国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并受到列宁的接见。这次会议称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方面有张国焘、邓培、林育南、王尽美、夏曦、邓恩铭、张秋白等44人参加，张国焘是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报告。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书面报告，并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张国焘、邓培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3人。列宁当时很关心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询问张国焘这方面的情形。张国焘相告说：“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列宁对张国焘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张国焘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党的领导人。
张国焘筹备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国后，就着手筹备“一劳大会”。大会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173人代表全国12个城市34万有组织的工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到会并讲话，张国焘发表主题演说。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等文件。会上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规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总通讯机关。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一劳大会”评价说：“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张国焘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此拥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张国焘参与领导了着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国焘、罗章龙、陈潭秋、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杨德甫、林祥谦等。张国焘时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参与了罢工的策划和组织。但罢工后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惨痛的“二七”惨案。张国焘作为罢工的最高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后，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归于沉寂，走向低潮。这是当时的大势所然，不能完全视为张国焘等领导人指导工运的失误。随后，张国焘受马林指派，于2月下旬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全国工运的情况，并就中国工运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综上所述，张国焘对中共的创建是有功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张国焘在其后来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变数很大，跌宕起伏，甚至干了一些令人嗤之以鼻的事情，最后穷愁潦倒客死在加拿大，那是另当别论的话题。
在中共创建尤其“一大”的重大事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李汉俊等，还有担任“一大”会议记录的毛泽东、周佛海，“一大”其他代表董必武等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马林、尼可尔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张太雷，还有不是“一大”代表的李书城、王会悟等，都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贡献，都是我们不可忘却的。○